【文心一言】我与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发掘——蒋赞初先生口述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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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赞初(1927年5月5日—2024年7月15日),江苏宜兴人,徐州先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、北洞历史学家,山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汉楚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荣誉资深教授、王墓文心一言江苏省社科名家。掘蒋
2024年7月15日,赞初蒋赞初先生于南京逝世,口述享年97岁。历史
2016年10月4日,南京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对蒋先生开展口述历史访谈,徐州先生记录了蒋先生晚年对自己生平的北洞珍贵回忆。我们谨节选其中部分篇章,山西用以缅怀蒋赞初先生。汉楚
我的求学之路
1934年时,我七岁,在宜兴县城读小学,插班读二年级。紧接着,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。宜兴的特点是教育比较发达,在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,因为战乱回到老家,就在宜兴办学,于是宜兴乡下一下子冒出来几十所中学。我就先读了高小,又念了初中,这时生活还比较平稳。
后来我来到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读高中。苏州中学的老师,怀着为大后方培养人才的信念,鼓励我们去大后方报考大学。一个班有一百十个人,我成绩在中上等,其中有三十几个人,包括我,一起突过广德的封锁线,就到了第三战区。那个时候,天不亮就起来,吃干饭,然后就走,要走105里。母亲留给我一个二两重的金首饰,我的一个婶婶就给我把这个蝴蝶型的金首饰缝在两只鞋底里,这就成了我唯一的财产。我们在路上,还真的遇到过强盗。到了安徽宁国,就有了第三战区的庆余年接待站,这就已经是小后方了。
到了小后方,我就停在屯溪附近考大学,一个月之后就录取了。我被录取到迁在长汀办学的医学院,学制六年,但是试验器具(白大褂、听诊器)和洋装书刻本都要自己买。当时,我就先在屯溪念公费的先修班,吃饭不要钱。我还记得,当时,每个菜必有辣椒,一礼拜有一次红烧肉,但是里面辣椒比肉还多。此后,直到现在我就不再吃辣椒了。那所学校还有一个优厚条件,就是前三名可以选任意一所国立大学读书。
当时,因为没有经济来源,我成绩还好,我就申请了师范生,师范生毕业之后必须为公立中学服务三年,但是免学费、零用金和制服费。我选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(教育学院)史地系,当时的系主任是缪凤林。报名之后,我又回到宜兴,住在叔祖家里,等消息。
我最终被录取到中央大学理学院的地理系。当时地理、地质、气象专业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,学《普通地质学》《高等数学》等科目。《地质学》对我后来学考古有些帮助。当时中央大学有7个学院、39个系科,共四千多学生。时任校长吴有训亲自给学生上《普通物理学》——那时每个院系最重要的课都是系主任亲自上。
一年级,我们住在丁家桥(南洋劝业会旧址,当时归中央大学所有)。当时,农学院、医学院和新生院在丁家桥,校址有上千亩。鸣潮第一年还发了制服、零用金,吃饭伙食也还好。可是到了第二年,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,零用金就只够买一些袜子什么的。
我们宿舍是用抗战期间日本人的营房改造的,用双人床隔一下,住了一百多人。宿舍前门后门各有一个水桶,用来小便。考上中大的,家境都未必太好,哪有什么东西,我当时就只有一个藤条箱子,一个热水瓶,放在床下面。
当时中央大学有规定,一年级念完之后,可以自由转院系。和我住在一个宿舍的,有个历史系的同学王德鑑,在他的影响下,我转到了历史系。转系时,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想要挽留我,但我说理科基础不好,最终坚持转到了文学院历史系。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是贺昌群,他出面邀请柳诒徵先生的学生向达来讲课。向达来讲的是“西域考古”,我受到了他很深的影响。当时白寿彝还是青年学者,也来中央大学讲“民族史”。
这样,解放前我就念了三年中央大学,一年地理系、两年历史系。念到第四年时,就解放了。大学毕业的时候,蒋复璁先生的儿子蒋祖安邀请我一起去南京博物院工作。
彼时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,存在南京朝天宫的地库。故宫文物,战时归中央博物院管理。解放后,一部分精品运回了北京,留下了二十万件。解放时,故宫博物院吴忠超院长曾和曾昭燏有过信函,将故宫文物交给南博管理使用。其中,藏传文物、西洋钟表等都很有特色。
我在南博工作了七年。在南博工作时间里,我主要是搞六朝和史前考古。蒋南翔主持高教部时期,大学学习苏联搞专门化、搞五年制,南京大学考古学科也朝着专门化方向发展。当时,先是曾院长讲《考古学通论》、《秦汉考古》,后来梁院长讲过,1956年我也讲过一次。1957年,我就正式调回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。
二、发掘北洞山汉墓
发掘北洞山的时候是1986年,我已经59岁,是最后一次带队进行墓葬实习,接触下淮河以北的墓葬。此前,我没有正式主持发掘过北方墓葬。
彼时,北洞山汉墓已经敞口了,关于这个墓葬还有没有发掘价值,学界存在很大争议。很多学者认为,主墓和附属建筑,是两个残墓,老百姓都进去过了,很难有大的发掘成果。南博也认为没有发掘价值,徐州方面则当作一般古迹保护。
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它曾被盗掘就放弃,我认为,只有做了工作才能发现它的价值。我的意见是,一、石室墓墓葬建筑总还在;二、盗墓一般不盗墓道,因此总还有些遗存。
在墓葬正式发掘前,我带着我的两个研究生(魏鸣和李晓辉)先行去了一个礼拜。去了之后,我们就下到墓道去看看。甬道外面有两个耳室,有中心柱、四坡顶。后面发现是钱库,有秦半两、汉代的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。塞石抽掉了右上角一组。我们用四节电池的手电筒探照,整个墙面上髹漆涂朱。前堂的东边有甬道,有两个厕所。我觉得很稀奇,有特点,此前不常见。爬出来的时候,看到塞石上面有牛鼻孔。我们怀疑,西汉末年赤眉起义,盗墓的时候,是用耕牛拉塞石打的孔。传说,农民刚进去的时候,前堂里面的陶俑站得整整齐齐,农民有的带出来,摆在家里供起来,后来因为村干部的要求,才打掉了。
北洞山的附属建筑很特别,在墓甬道前的一侧,很个很陡长的通道。
魏鸣画图技术好,我就让他带上画板,我们每人带一支手电筒,头朝上、脚朝下地滑下去。魏鸣下去,只听得扑通一声,几分钟都没动静。我心里担心魏鸣,但是自己也停不下来。停下来之后,我也蒙了几分钟,魏鸣划了一根火柴,很快灭掉,说明下面缺氧。打开电筒,看到地面上有一些箭头——后来这间叫做仪卫室。这间堂往里走,有隔墙,里面有蹲坑。另外一间,用电筒一照,有铜锈的痕迹。再往前走,里面有一道隔墙,发现很漂亮,地下是坍塌了的漆器,上面有彩绘云气纹。到了第三进,看到一个井栏,下面没有挖深,里面有厨房灶间,一共三个厨房。还有“凌阴”,看起来深不见底。最后一进南头,有小半间屋子的木炭。这个时候,魏鸣已经把图勾出来了。我说,前所未见。我们也慢慢适应了底下的环境。绘完图,我们就上来,没想到上来更艰难,魏鸣走在前面,后来才发现有十一蹬台阶。我的头还在石头上碰了一下,民工们就开玩笑说,“南京来的蒋教授一来就把石头碰个缝”。
北洞山汉墓发掘前,几乎每个房间都有碎石头,我们先处理主墓室。
横前堂里面,发现了一些鳞片状的玉衣片,与满城汉墓不一样。《吕氏春秋》里面有记载“鳞施”,有玉衣,这就说明是诸侯王墓。
后室有很薄的泥,基本上是空的。整个墓室,到处涂朱,电灯一照,红彤彤的,很漂亮。连往厕所的甬道里面,也涂了朱砂。西侧室,乱石头特别多,个子大的都进不去,出土了一个玉熊。李莉和周崇云等人,戴了手套去掏一下,结果周崇云掏到了四个金带钩,人民银行来称,说值一万多块。领导们就高兴。东西侧室,又出了一些玉佩,蹀躞形的。每个门下面还有铁的封门器。有单齿,有双齿的。还有一些玉璧。玉具剑的剑饰。
甬道内的塞石,上面有用朱书写的尺寸大小,我看到的还有“二年”两字,我看到之后就让李银德找人来描绘,结果没有搞,后来慢慢就褪掉了。后面墓道里,散落的塞石下面,出土了铜的印章。
北洞山所处的地方叫洞山村,有上千户人家。小学生放学之后,就来玩,小学生手小,我就发动他们从石头缝里清理一些东西。主要是钱币,也有一些印章。早年是四颗,后来又发现七颗,总计发现了十一颗印章。
在甬道上,靠近附属建筑,有七个小龕。E1比较大,俑也高大,有50公分以上,身上写了“郎中、中郎”。后面的就是有背着箭匣,大概45公分。有彩绘。总计有222个俑,请北京方面修复,花了三万元。
主墓和甬道清理干净了。就开始清理地下附属建筑。如果是木椁墓,这应该是外藏椁的性质。第一室还比较容易清理。第二室我们组织女学生傅江、陈嵘去慢慢描绘。在宴会厅,发现十一个玻璃杯、小的石磬、铜铃,还有舞女俑,传说是被当地农民带了扁担进去打破的。
就这样,住在徐州做了很长时间的考古工作,有几个月。
1987年底,我接到去墨西哥的任务,1989年去墨西哥国立研究院讲学。我忙于准备讲学的文本,北洞山汉墓的《报告》就主要由李银德、邱永生负责搞。我又请了南博研究员级别的绘图师,住在徐州师范学院的招待所,参与编写报告。他们搞了一个多月,主要是林宗义和龚良绘图,其中建筑部分是龚良搞的。尽管《报告》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。但是出版之前,我也没再过目。
关于北洞山汉墓的定性,前面提到,是王侯级别的大墓。但是是谁的墓呢?
我的意见是,不要下论断墓主具体是哪一代楚王,但他们还是把结论写了。墓葬的大致年代是五铢钱发布之前(即汉武帝之前)。他们定下了结论——墓主是楚安王刘道。李银德、耿建军的意见是,驮篮山比北洞山早,但驮篮山的厕所已经有玉石栏杆了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提到,楚王山是第一代楚王墓,现在看来,从墓葬结构和出土器物方面判断,楚王山墓葬的时期应当偏晚,应该是后四代楚王墓(汉宣帝时代所封楚孝王的家族墓地)。
发掘时,我们住在洞山小学,这所学校坐东朝西向,背后就是桓睢石室。桓睢石室应该是楚王的王后墓。此外,后楼山还有一些陪葬墓。
其实,当时无论是徐博和南大,都经验不足。发掘工作整体上是由我分配、调拨,我先确定大的区域,再具体分配任务。因为我是最后一次搞墓葬发掘了,就很仔细。我们早年的学生,南大毕业的,邱永生经常在,李银德则隔几天来一次。
出土文物的保管,是个大问题。请小学安排了一间房,是一间安全、僻静的阁楼。我们请胆子大的男学生卢海鸣看管。
发掘开始后,《光明日报》的记者白建钢在工地现场采访,写了几篇报道,影响很大。后来,王冶秋先生的夫人高履芳,也讲了一些情况。《文物天地》最早刊发,1987年第2期的封面照片,就是发掘现场最早的照片。当时还没有评十大考古发现的传统,如果有,北洞山汉墓一定能评上。
三、守护千年古城
退休之后,我一度旅居美国。美国的博物馆,东方部主要是聚焦埃及、印度,对中国的关注很少。图书馆里面也多是中国近现代史,就很少有古代史的书。
但我怎么又回到南大搞起文物,发挥余热的呢?
南京大学的旧底子是金陵大学、中央大学。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人福开森,做了不少好事,保存了很多中国文物。2002 年南大百年校庆前,学校要成立博物馆,编辑了一个图册。清理南大的旧藏,总计有九千余件文物,其中大约六千件是福开森捐的。还有一些,是南大鼓楼北园的大墓出土的文物。
后来,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南京大学所藏文物《珍品图录》,校董捐款150万元,由当时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洪银兴主持出版。我让出版社不要那么赶,搞得仔细一点,结果还是出现了一些张冠李戴的问题。我想做一张勘误表,但最终没能实现,我觉得很遗憾。
百年校庆,我已经74岁了,就又重新回来搞文物。此后又搞了十五年文物和老城保护。我、梁白泉、潘谷西都是中大前后的毕业生。现在我们被称为老城保护的三驾马车。我参与保护工作的主要项目有南京老城南、徐州汉代采石场等。我们还发现了六朝的皇宫遗址,最后也保护了一部分,原地提升,用玻璃罩起来,还曾经有外宾来参观过。
【整理者按】本文根据蒋赞初先生口述速记,未经本人审核。原稿约1万字,现摘录其中部分公布。
(南京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武黎嵩 李昕垚 采集速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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